编者按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是我们党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胜利在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即将开启的重要历史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纲领性文件，是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行动指南。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本报与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特邀我省优秀社会科学家，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等重大问题撰写刊发一组理论文章，敬请垂注。
高质量供给来自哪里
■王珺
我国即将跨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基本特征是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就是以高质量供给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高品质需要。正因为如此，《建议》明确地把高质量发展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我国“十四五”发展规划的主题主线。那么，高质量供给从哪里来？
一是技术创新。我们现在使用的诸如智能手机、数码相机、智能玩具和电动飞行器等许多产品在几十年前都不曾见过。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产品种类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不足百种到现在多达上万种。即使是同一类产品，款式、品种、功能与档次等也是多种多样、琳琅满目，同时，每一种产品的功能不断更新，诸如食品越来越突出绿色、健康、卫生以及地方特色，手机从单纯打电话发展到集社交、支付、计算、门禁、网上阅读、听音乐、看电影以及网络阅读等众多功能于一体，许多家具企业从标准化的制造商转向了以定制化为主的服务商。显然，我们生活中发生的这些变化都是创新推动的结果。未来，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快速进步将使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更深刻、更迅速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指出：“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幸福安康。”在这个科技快速进步的时代，哪个企业能不断聚焦新产品、新技术与新模式，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不断加大创新投入，它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就能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哪一个城市和地区能围绕着创新配置资源与布局产业，它们就会脱颖而出。
二是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就是一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孜孜不倦、精雕细琢的职业精神。一个企业要重视长期发展，懂得渐进变革，关注质量改进，就离不开工匠精神。因为提供高质量产品与服务的关键在于对细节的专注，在品质革命中，细节决定竞争力。当然，重视质量与品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质量决定生存的环境中逼出来的。比如说，19世纪末期，“德国制造”被英国人当成是低质工业品的标签。二战后，“德国制造”逐步成为质量与稳定的代名词。到目前为止，德国人生产的工业制造品，大到挖地铁的掘进机，小到文具订书机，从质量上讲都称得上世界领先。之所以“德国制造”有这样的变化，就是因为德国企业自一战后就把产品质量看成是生存发展的命门，一方面由制造业的行业联盟制定很高的产品质量标准，引导企业按照高标准生产以质量提高竞争力；另一方面形成了通过企业与客户互动、促进企业开发符合客户特定需要产品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客户可以识别质量的差距，也使竞争对手难以轻易复制。在走向创新型社会中，工匠精神与创新是相互促进的，发扬工匠精神既有利于企业通过精益求精发现许多创新的机会，也有利于新创出来的产品功能不断完善。
三是循环效率。高质量发展不仅体现在某一种产品与服务上，还体现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构成的经济运行与联系上。经济学理论表明，企业将资金配置到采购、生产与销售等三个环节，从而发生了资本从货币形态转向实物与产品形态再转向货币形态的变化过程。如果每个环节占用的资金少、周转快，那么，资金的循环效率就较高。如果采购与销售中的交易成本与运输成本都较高，产品积压较多，资金周转缓慢，那么，资金的循环效率就较低。提高资金循环效率是企业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的重要领域，如果资金周转缓慢，循环效率偏低，企业采购原材料与提供产品与服务的及时性、精准性与有效性都会受到影响，高质量供给也无从谈起。宏观经济是建立在微观经济活动基础上的，如果微观的资金循环效率不高，那么，宏观经济运行也会受到影响，这将迫使宏观经济环境进一步优化，交易成本与运输成本大幅度降低，从而为微观经济活动提供更好的软硬件服务。2013—2019年间，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从17.3%降至14.1%，还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在降低交易成本与运输成本等方面还有较大潜力。这需要在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加大体制改革力度，打通制约产品、要素流动的各种障碍，消除地方壁垒，从而为企业提供更高质量、更低成本的公共设施网络与服务体系。
四是制度供给。高水平的制度供给是高质量供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质量产品与服务供给的重要支撑。推动高水平的制度供给可从三方面入手。第一，提供的制度要与国际先进的技术与质量标准相衔接、与国际通行的营商惯例相适应。高质量供给是在更开放条件下推进的，更开放的制度供给的特征是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这需要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完善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持续放宽市场准入，尊重国际营商惯例，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第二，市场体系建设要体现高标准要求。诸如推进营商环境向市场化、国际化与法治化等国际一流方向迈进，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的经验做法向更大范围内复制与推广，打通部门之间、地区之间的信息孤岛，扩大市场环境中政策规则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推进更大区域内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统一市场。第三，内外贸一体化体系要加快形成。《建议》强调：“促进内外贸法律规则、监管体系、经营资质、质量标准、检测检疫、认证认可等相衔接，推进同线同标同质。”这是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哪些省市和地区在这些方面能率先推进，那么，它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中就能先走一步。
作者系广东省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家、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教授
文化强国：文化软实力的中国目标
■蒋述卓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建议》，给我们指出了2035年的文化发展目标——建成文化强国，这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举措，也是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重要步骤。
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台阶和砝码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就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又指出：“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进程看，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实现了经济腾飞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文化强国的建设就成为今后15年的主要目标。再从2050年的长期目标看，民族的伟大复兴除了成为经济强国、军事强国之外，还必须以文化复兴作为标志，而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就是迈向2050年全面实现现代化达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台阶和砝码。作为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我们不仅要坚持推进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也要推进文化高质量发展，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和精神需求。作为经济大国，不能让世界把我们看作只能输出物质产品而缺乏精神文化的跛足社会，未来中国的形象必定是一个在文化软实力上非常强大的国家。
中国古代的汉、唐社会，之所以被世界视为有“汉唐雄风”的大国，就在于那时的社会不仅有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而且也具有雄阔博大的文化气象，它不仅向国外输出丝绸、瓷器等器物，也向国外输出文化观念和文化制度，并深深地影响到周边亚洲国家文明的发展。北宋和明中晚期，中国的富足与繁华以及生活方式、文化艺术也向国外辐射，远及欧洲、非洲，中国的器物如扇子、茶叶、丝绸等成为亚洲、欧洲的畅销货，园林建筑被搬进欧洲皇家公园内，文学艺术作品也被引进到亚洲周边国家和欧洲的法国、德国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和核心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在积极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冲击与挑战的时候，必须增强综合实力，提高国际竞争力，才能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实现社会和谐平稳安定。而综合国力就包括文化软实力。围绕着如何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增强文化软实力，《建议》提出了明确的使命任务，那就是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今后15年我们就是要围绕这些使命任务，将举措落实到文化兴国的若干工作中。
我们首先要坚定文化自信，举旗帜，固灵魂。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培育社会主义新人固本强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自信的灵魂内核与价值旨归，它是建设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和核心。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建设文化强国的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能充分展现中国的文化自信，就能夯实走向文化强国的价值观基础。文化自信是承载国家与民族价值共识的精神依托，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成就文化上的自信以及建成文化强国有着内在的紧密关联。没有核心价值观，就等于没有国之魂魄、民族之魂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生为中国人，最根本的就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广大人民日常生活的价值操守，并在知行合一的实践中成为价值引领的精神旗帜，内化为中国人民普遍遵循的集体文化心理和精神追求，成为完善民族人格的重要内核，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其次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施文化兴国的若干工程。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化建设，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持续性普惠措施。加强国家重大文化设施和文化项目的建设，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建设若干具有标志性的国家文化公园如长城、黄河文化公园等，也是让人民获利、共享美好幸福生活的凝聚民心工程。在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方面，也是更大程度上为了人民更好地共享信息，在健康、便利、快捷的网络世界里有获得感和愉悦感。在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实施质量提升工程，创造出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和文艺精品，也是聚民心的重要举措。《建议》还专门提到要加强文艺中现实题材创作生产，不断推出反映时代新气象、讴歌人民新创造的文艺精品，这既是方向性的政策引导，也是有针对性的现实调整。因为文艺要发挥凝心聚气、强魄铸魂的作用，离不开对人民正在从事的火热现实生活的充分书写与表达，如对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伟大抗疫精神等的书写更能体现时代精神的召唤力。另外，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加强文化市场体系建设，扩大优质文化产品供给，也是为了让文化产品更好地进入百姓生活，成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参与者和共享者。
再次，文化软实力还表现在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上。如何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点，以创新的手段进行文化的对外传播，在对外文化交流中获得更多更大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让中国在世界塑造自身的良好形象，也让世界在接纳和对话中国的进程中更好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从而进行深度的多层次的文明互鉴。这也是文化强国建设中的重头戏，需要我们付出更大的努力，才可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
作者系广东省第二届优秀社会科学家、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县域城镇化：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罗必良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以“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一个专门部分加以论述，强调“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丰富乡村经济业态，拓展农民增收空间。”“强化县城综合服务能力，把乡镇建成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因此，推进农村城镇化，加快发展县域经济，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重新认识县域城镇化的重要性
城市化是人类应对贫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并共享文明成果的重要路径。以集聚性、规模性、连通性为表征的城市化，成为了所有国家与地区谋求经济增长与国民福利的战略性选择。然而，以人畜共患疫病为代表的生物性公共安全事件的频发，SARS尤其是COVID-19病毒所表现出的更强的易感性、更快的传播速度和更广的传播范围，将人类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未来，迫使我们不得不对城市化的人口高密度聚集及其所支撑的全球化的连通性进行重新审视。
城市化的确有助于效率提升，但面对全球性公共安全风险，城市所隐含的高社会成本和高安定风险，使其在疫情中具有极大的脆弱性。所以在经济效率之外，还需要将安全纳入城市发展的目标函数。因此，有必要改变过去单纯地由经济效率思维所决定的大城市化模式，选择规避风险且有利于应急治理的城镇化路径。适当放弃过密城市化所付出的经济效率代价，远不及疫病及其次生灾害所带来的伤亡、心理恐慌、财产损失以及秩序混乱所导致的社会成本。一个有效率且能够规避风险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应该是既能够化解疫病风险，又能够分享聚集经济红利，同时有助于促进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的发展模式。因此，促进县域及中心城镇发展是人口大国应对疫情风险常态化的重要策略。
以城镇化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
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已经出现超大城市城市病凸显而中小城市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不仅影响我国经济发展效率，也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必须强化县域城镇的增长极作用，在城乡融合发展中推进县域经济发展与乡村振兴。
一是以城镇化诱导农业人口转移，推进农业规模经营。较之于大城市，县城的准入门槛（如房价与生活成本）较低，是农村人口城镇化的核心目标地。县城与田野乡村紧密相连，不仅可以避免人口远距离迁徙的社会文化风险，而且能够在农忙时期兼顾务农与务工两类活动，从而有效降低农地被弃耕和抛荒的可能性，提高耕地资源的利用效率。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就近转移有助于农民企业家的生成，加快培育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小农户融入分工经济并推进现代农业的转型发展。
二是以城镇化诱导要素流动，改善土地资源的利用绩效。在农民进城后，其乡村的宅基地往往处于低利用率甚至是完全闲置状态。事实上，“空心村”现象的普遍存在，已经造成严重的土地资源浪费和乡村社会安全隐患。囿于城—乡之间的空间距离和交通条件等制约，既往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农民进城务工并未能生成充分的宅基地置换和整合动力。依托于县—乡之间地理位置邻近优势，以及本地投资的低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县域经济特别是县城工业与非农产业的发展，可以扩大建设用地需求，从而加速宅基地的置换和整合。这不仅有利于改善农村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而且也有利于农民获得财产性增收。
三是以城镇化聚集人力资本，促进乡村经济业态的转型升级。县域经济的发展能够创造出充分的就业岗位，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近工作，避免优质劳动力资源的外流。对具有务工偏好的劳动力而言，县城工作既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享受城镇生活的便捷性与舒适感，也可以兼顾家庭责任，如赡养老人和教育子女，因而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县域发展在保障农民生计可持续、维护社会安定的同时，还可能激励具有企业家能力的主体发现县乡两级潜在的投资机会，继而有效组织各类资源促进农业服务业以及农村三次产业的融合发展，发挥农业在产品与要素供给功能之外，促进人文、生态、休闲、康养等多元价值的开发及产业化，有利于农民获得功能性增收。
以城镇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重点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乡村振兴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的积极因素与能动性力量。推进农村城镇化，强化县城与中心镇的增长极作用，激发农村活力，不仅是应对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安全、生态安全与社会安全的“稳定器”，也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加速器”。政策实施的重点在于：
第一，科学布局，功能化发展。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发挥县域的人文与生态比较优势，挖掘农业的多样化功能，扬长避短地确立科学的县域发展目标定位与县域发展规划方案，形成特色鲜明的功能分区，包括特色工业园区、民居商业区与农业观光休闲区等，以提高各类资源的利用效率，兼顾生态与经济可持续。
第二，三产融合，立体化发展。相对于城市景区和旅游风景区可能引致的高密度人流，县乡的疫病风险较低，且乡村旅游和休闲农业更可能避开人流高峰，成为疫情多发期城市居民放松身心的重要选择。鼓励特色农业种养、农产品加工、旅游休闲服务的产业链与价值链生成，纵深挖掘农业多维价值功能，可提升农业附加价值，实现从业者增收，并由此释放农村消费潜力，补齐农村消费短板。
第三，优化结构，自给化发展。考虑疫情高发期存在的贸易受限及由此产生的食品供应风险，需要协调县乡两级农业资源，根据人体营养需求，改善农产品种养品种结构，确保疫情隔离期居民的饮食需求能够实现高度的本地化自给。与此同时，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拓展升级，这将为投资提供重要推动力，由此形成“投资—民生—内需”为主线的安全导向型的内生发展格局。
第四，服务升级，信息化发展。完善的公共服务制度和流程对于由城镇化导向的乡村振兴至关重要。进一步激发供给端活力，加快户籍、土地等制度改革，破除生产要素流动壁垒，促进其在城乡和区域间高效流动。搭建良好的人才培育平台，注重发展职业教育，着力提升劳动力素质，并为农村工作设置良好的职业发展通道。运用高效的信息化手段与网格化管理策略，搭建便捷的公共服务平台，助推县域和中心城镇居民实现户籍的迁移、教育资源的获取以及医疗与养老资源的共享。
作者系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广东经济学会会长、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坚持开放融合畅通培育完整内需体系
■陈鸿宇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建议》所确定的“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基石。
完整的内需体系，必须是开放、融合、畅通的经济循环体系
国内市场能否强大起来，首先看这个国家的内需体系是否完整。显然，在一个开放的国内与国际双循环的经济体系中，一个国家的内需体系是否“完整”，不是以该国的国内需求总量有多大，或是需求门类的覆盖面有多广来衡量的，而是看这个国家的需求结构是否与供给结构相适应，也就是说，要以构成“内需体系”的每一项需求是否都是“有效需求”来衡量。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有效需求不足就意味着“无效需求”多了，就会表现为全社会总量上的或是结构上的“需求大于供给”或“供给大于需求”。此时的“内需体系”就是不完整的，与供给体系是不适配的。此种状态下国内市场需求对国民经济的牵引拉动能力就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造成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一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还存在若干“堵点”，供求总量之间及供求结构之间都出现脱节。二是供给侧内部的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缺、短、少、散”，供给质量不佳，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难以满足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三是各产业门类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不协调不充分，产业融合、城乡融合、跨区域融合发展水平不高，压抑了市场需求。四是体制机制上的障碍妨碍了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畅通高效流转，加大了全社会的交易成本，特别是加大了制度性成本。
因此，一个完整的内需体系，必须是一个开放的、融合的、畅通的资源要素流转和配置体系。内需体系完整了，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形成了，国内市场真正成为最终需求的主要来源，才能立足比较优势，以超大规模的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提升内需体系的开放性、融合性和畅通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强调指出：“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是因为两者包含着相互渗透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包含着深度耦合的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各有侧重、缺一不可。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应以提升内需体系的开放性、融合性和畅通性为重点。
第一，以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为目标，努力提升内需体系的开放性。市场体系的开放性是指各类市场不仅要对国内开放，而且要对国外开放，把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联系起来，尽可能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并按国际市场提供的价格信号来配置资源，决定资本流动的方向。中国市场体系的“双向”开放，必须建立在国内市场体系充分开放的基础上。为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的国内统一市场，首先应该坚持平等准入的原则，除了极少数必须由国家直接控制的领域外，全社会的投资、生产、流通、消费诸环节，包括重大平台、重点工程、新基建项目等，应向各类市场主体开放，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其次是通过打破地方对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保护，打破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封锁，打破城乡间的市场分割，建设统一、有序、活跃的城乡市场。再次是引入竞争性和激励性制度，更充分地开放原来由地方政府规制的要素市场，涉及水、电、气、电信等自然垄断性领域和土地、科技、数据等生产要素的价格，要交由市场去确定。最后是尽快建立依法全面保护产权制度和确保产权安全、顺畅流转的制度，落实好对所有产权主体一视同仁的“竞争中性”原则。
第二，以产业链耦合和城乡区域协调为目标，努力提升内需体系的融合性。有针对性地提升内需体系的融合性，首先要以“链思维”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完整认识和准确把握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四链”之间的联动关系，既要在稳定供应链、产业链上做好“供给存量”的文章，也要从价值链和创新链上做好“供给增量”的文章。对广东而言，当前一手要抓现有供应链产业链的“补链”“壮链”，另一手要不失时机地调整产业投资结构，根据省政府20个产业集群的发展方案，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其次，要做细做实省委关于“一核一带一区”和建设五个“都市圈”的战略部署，努力推进全省区域间、城乡间融合发展，特别是在加快县城和农村社区发展、全面提升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放开大中城市进城限制、提高社会保障能力等方面，尽快取得突破，以有效挖掘全社会的消费潜力。
第三，以破除各类体制机制障碍为目标，努力提升内需体系的畅通性。目前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中依然存在的“堵点”“痛点”“难点”，很大程度上是体制机制上的改革不彻底造成的。为此，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对广东而言，首先要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企业和市场运行的干预，力争率先实现“全省一张负面清单”，消除阻碍要素自由流动、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障碍。其次要通过梳理整合对企业的相关扶持政策，以更公平更普惠的政策手段和更及时更精准的服务，支持市场主体发展。再次要完善促进企业发展的法律环境和政策体系，在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各种壁垒等方面，先行实践，创造广东经验。
作者系广东省首届优秀社会科学家、广东省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