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中山大学党委书记、历史系陈春声教授新著《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社会变迁》由三联书店出版。10月10日上午，围绕该书出版，广东历史学会、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海洋史研究中心）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座谈与对话暨新书发布会。省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郭跃文同志、副院长章扬定研究员、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李翰敏同志莅会祝贺并致辞。来自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广东金融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广州大典研究中心、五邑大学、韩山师范学院、嘉应学院等广东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学生近百人参加会议。

陈春声教授

郭跃文书记

汤开建教授、章扬定副院长、李翰敏秘书长、谢湜教授（右起）

与会学者合影

座谈会由广东历史学会副会长、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刘晓东教授主持。在主题报告中，陈春声教授结合自己三十余年从事韩江流域社会史研究的经历和体会，从成书过程、学术源流、“区域”的分析工具意义、主要内容、未来展望等五个方面，介绍了该书的写作与成书过程，前辈师长的学术思想对自己影响，强调做严肃的人文研究，必须有深度阅读和沉静思考，揭示其研究区域社会史的根本关怀——“中国是如何构成的”。

对陈春声教授影响较大的有四个人。第一位是他的博士导师、厦门大学傅衣凌教授。傅先生认为传统中国社会中存在公和私两大系统，二者并非二元对立，而是呈现出层层叠合的状态。他将乡族作为观察地方社会的基本视角，特别重视对“乡绅”即不同历史时期在乡村掌握权力的人群的观察。乡村社会有其固有的自发的秩序，也是国家能够实现中央集权并维持大一统的重要根基。考察传统基层和乡村社会不可以离开国家的视角，也不能以为中国社会自己的秩序完全是由国家规定的。

陈春声教授深情回顾了学生时代曾受傅先生之命，协助写作《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一文。1988年3月新学期开始，傅先生考虑写一篇文章，把一辈子的学术思考贯穿起来。就此专题，每周给博士生陈春声、郑振满讲一至两次课，并指定陈春声负责草拟这篇文章。大概经过十次左右的授课讨论、记录整理，在他最后一次住院的前一天，这篇文章终于完稿。该文也就成为先生遗作，在1988年第3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发表。陈教授说，此文忠实记录了傅先生晚年的思想，昨晚再次阅读，仍深切感到此刻的自己的思想境界仍然未能达到该文理论思考的深度和境界。

然后是中山大学梁方仲教授。在重视中国传统社会的整体，运用近代社会科学分析方法把国家和乡村社会结合起来研究，梁先生与傅先生在这方面是一致的。梁先生非常重视国家制度的研究，能将乡村社会很具体的现象变化联系到国家制度。他提示我们，回到历史学本位，做乡村社会研究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史研究，国家和区域、地方、乡村并非二分对立的概念。

此外是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教授。他强调市场体系结构是连锁网络形式的，地方社会因此而变得具有联系。农民的实际社会活动区域远超所居住的村庄，是由他所在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的。这就揭示出独立于行政体系之外的市场对传统中国的社会一体化的重大意义。

还有华德英教授。她关于社会意识形态模型的理论对华南研究群体影响巨大。她区分了社会认知过程涉及到的三套不同观念，指出人们对自己社会认知的看法是与对周围其他社团的看法相联系的。

陈春声教授的新著是一本区域社会史研究著作，所以他接着对“区域” 作为一种分析工具，谈了五点看法：一、“区域”的边界是流动的，其界定应该与人的活动和认知相联系。二、“区域”本身也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过程，在区域内发现的空间结构（包括思想的结构）是历时性历史过程积累的结果，区域社会史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还原这种历史过程，因此天然带有解构的意味。三、将一个地方作为“区域”进行研究，必须发现其发展脉络与内在运作机制；不过这一发展脉络带有主观建构性质，建构的高明与否要看能否回应学科的核心问题。四、区域可被视为国家话语的具体、全息的表达形式。区域社会史之于中国史的意义不是积木之于建筑模型那样，而是类似DNA之于人体。五、正因如此，所以区域史很关键的问题是一个地方什么时候接受了正统意识形态。但判断是否接受的关键不在于朝廷礼法对本地风俗做多大改变，而是在于地方读书人和士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觉地把地方文化解释得符合朝廷礼法。而区域的界邻地区自成一个区域。明乎此，那么所有地方的故事就均可被理解为国家的历史。本书的要旨就是论证大一统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一致性，实际上是以其相互密切联系的区域发展的巨大的时空差异为前提的。

陈春声教授扼要介绍了该书的主要内容。第一章是导言，对韩江中下游地区进行界定，主要是指明代广东潮州府和临近的惠州府3个县及福建2个县。第二章讨论明中叶以前的信仰、族群与社会秩序，指出自秦汉以降，韩江流域山岭、水域上生活的各类未编入户籍的“化外之民”经过与朝廷、官府长期复杂互动，逐步成为王朝的“编户齐民”的过程，及当地以此为主题的叙事，构成了韩江流域社会历史的重要线索。第三章阐述明代中叶以后，韩江中下游地域社会进入具有关键性意义的转折时期。与地方动乱相联系，行政区划调整，聚落形态“军事化”，乡村社会组织重新整合，户籍赋税制度改变，当地人对地方文化传统和历史渊源也出现新解释。这一系列因应举措，最终在清初成为地域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章剖析了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海上贸易合法化之后韩江中下游地区商业及宗族、庙宇的发展。康熙二十三年发布的“开海令”后，本地世世代代赖以为生的出海贸易生活方式获得合法性，当地出现明显的商业化趋势。在社会财富积聚的同时，乡村宗族组织空前发展，民间庙宇系统整合加强，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重新调整且逐渐稳定。第五章研究内容进入近代，韩江中下游地区向“侨乡”转变是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而这一转变又以汕头等近代工商业城市的发展为中心。汕头是韩江中上游和下游人合作建立的，是讲客家话的人和讲福佬话的人的熔炉，正是在城市里的接触中才形成了客家人的概念。1860年代汕头开埠后，当地悠久的海上活动传统推动了本地人向海内外的移民及其社会网络的发展，形成了后来研究者所称的“侨乡文化”。而“侨乡文化”还通过地方社会权力格局及其“合法性”的变化表达出来。具有跨国活动性质的华侨商人，在侨乡的社会事务和公共管理等许多方面扮演起与传统时期乡绅类似的角色。在此意义上，“侨乡”表现为一种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

陈春声教授最后对区域史研究的发展作了展望。他认为，《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社会变迁》书中经济史内容太单薄，随着史料的大量发现，未来在数字人文背景下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大有可为。而个性化的历史人类学教科书编写也值得提上日程。编写这些教科书，他不主张集体，而主张由个人独立编写，这样可以突出每个作者的意志、主见和风格。最重要的是需要进行更为辩证的、能容纳矛盾的、非线性思维的理论探索与思想建构。

在对话环节，澳门科技大学澳门历史研究中心汤开建教授赞扬陈春声教授的问题意识，提示青年学者好好体会陈教授“深度阅读、沉静思考”的治学经验。广东历史学会副会长、暨南大学历史系主任刘正刚教授认为，学有所本与个人智慧相结合成就了陈春声教授的学术创造力。在新文科背景下，史学家要具备多种才能，交叉学科研究显得更为重要。

中山大学历史系刘志伟教授回忆了与陈春声教授相识40年、共同探索的往事。在研究生阶段，他与陈春声、戴和是汤明檖教授的硕士生，汤先生安排刘志伟研究财政，陈春声研究价格、货币、市场，戴和研究海关、海外贸易。今天看来，这种培养学生的安排仍然具有学术的合理性和前沿性。80年代末，他与和陈春声转入乡村社会研究，曾有很多老前辈担心他们离开了梁方仲先生的路数，其实他们自己一直未忘经济史的初心。陈春声教授发现明清时期仓储没有调节价格的功能，要去考察仓储的社会机制，他本人则是希望了解编户齐民体制的社会实态，这是两人步入地方乡村社会研究的内驱因素。此后经过30年乡村社会研究，在对经济所嵌入的地方社会有了较为深切认识之后，如今希望可以回来思考更为纯粹的经济史问题。

广东历史学会会长、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海洋史研究中心）所长李庆新研究员认为，陈春声教授致力于韩江中下游地区研究30余年，把优良的学术传统与新时代情怀相结合，不懈追求，传承开新，带领一批抱有“一种共同方向感”的广东学人，开启当代岭南史学之一股新风，结出了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之硕果，在解构历史、提纯历史、重构历史过程中展现了思想睿智的火花，还有理论思维与方法论上的魅力。他认为陈春声教授的研究成果与理论建树具有很多启发和示范意义，循着陈春声教授的学术理路，区域史研究大有可为。韩江中下游地域是一片具有丰富资源、已经结出众多成果的学术沃土，可以作为深耕区域史研究的“试验场”。这一地区除了具有一般陆地区域的属性外，还具有沿海地区特有的“濒海属性”“海洋属性”。学界常有一种说法：广东有一个潮汕，中国也有一个潮汕，世界也有一个潮汕，就是说这一地区的与众不同的多重特性，把“海洋潮汕”纳入研究视野，很有必要，使韩江中下游地域研究引向多学科、宽视角相结合的国际性学问，韩江中下游地区史研究可以走得更高更远。同时，他强调比较视野与理论思维的重要性，将韩江中下游三角洲地区研究置于全国乃至国际范围内，与诸如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湄公河三角洲乃至莱茵河三角洲等进行“三角洲”类型学分析与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更好的揭示并提升韩江流域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价值，对于诸如“小区域”历史研究理论体系与方法论建构也有重要意义。

广东历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山大学博雅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谢湜教授结合自己跟从陈春声教授攻读研究生与田野调查的经历，对陈春声教授所说“做区域研究心中要住着一个村”的说法阐述了自己的体会，认为村落历史连接着地方性、国家性、全球性；问题有多大，区域就有多大；心中想的事情在哪里，村庄就去到多远；观察村落一定要有整体史观。结合近年从事的汕头研究，他着重就《地方故事与国家历史：韩江中下游地域的社会变迁》第五章谈了感想。在从传统国家到近代国家的过程中，本地、外地人如何连接，华侨、士绅、商人等各类人群如何连接，都是城市史需要回答的新问题，侨批这种传统东西如何在近代获得其国际性意义，也是连接古代史和近代史研究的节点。此外在很多方面，中大的后辈学人，沿着老师提示、关注的方向砥砺前行；黄国信教授对湘粤赣界邻地区的研究，吴滔教授、于薇教授和谢教授本人对南岭的研究，都在不断深入。目前，他在筹划建设侨批数据库，吴滔教授进行明代价格史数据库项目建设，是对陈春声教授数字人文背景下经济史研究期许的回应。

在自由发言环节，广东历史学会李鸿生教授、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王明星教授、暨南大学周正庆教授、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陈忠烈研究员、嘉应学院肖文评教授、韩山师范学院陈海忠教授等也先后发言，畅谈感想体会，并对青年学子的成长提出勉励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