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7日，由广东省社科联主办，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承办的2017广东社会科学学术年会分会场“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自由贸易区联动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暨南大学经济学院举行。来自广东省社科联、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经济所、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深圳大学、广东金融学院等10余所港澳著名高校及研究机构齐聚暨大，共同探讨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自贸区的联动发展。
会议邀请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毛艳华、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台研究中心所长丘杉、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院长申明浩、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钟韵等作主题报告。在其后的分论坛上，参会学者就粤港澳大湾区与自贸区的战略定位、发展条件、问题与障碍以及如何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自由贸易区联动融合发展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分享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
一、粤港澳大湾区与自贸区的战略定位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已经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序列, 其所担负的战略使命是对标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湾区, 发展成为对世界经济具有主导作用的大湾区, 在发展理念和经济结构方面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新方向。同时广东自由贸易区在此背景之下，准确把握战略定位以建设成为粤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和全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先行地。
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毛艳华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广东自贸区试验区深化发展”的主题报告中指出，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既是粤港澳地区自身加快经济社会深度调整与转型的主观需要，也是助推国家提高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客观要求，对于国家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和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等具有重大意义。就粤港澳大湾区在引领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创新中的角色来说，毛艳华教授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是高水平开放的引领者和合作机制创新的示范者。在应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竞争的挑战中，大湾区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同时，以粤港澳合作机制的创新为制高点，加快港澳经济转型并继续发挥港澳独特优势进而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步伐。
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教授覃成林认为，粤港澳大湾区担负着三大战略使命。在参与世界经济发展竞争、占据经济发展主导地位方面,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要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纽约、旧金山、东京三大湾区, 更要在发展竞争力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带动力方面赶超这三个湾区, 力争发展成为主导世界经济格局的又一个大湾区, 成为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发展竞争的主力军和经济“名片”。在探索经济发展新模式和发挥引领作用方面, 粤港澳大湾区需要加快形成以创新为发展动力, 以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体, 以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生态文明为特征的新经济结构, 实现经济发展由量到质的跃升。在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支撑方面, 粤港澳大湾区要以国际化发展为导向, 积极拓展国际发展空间, 构建联通国际国内的经济网络, 打通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联系, 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枢纽。
二、粤港澳大湾区与自贸区的发展条件
湾区经济的拥海开放、抱湾聚集、合群协同以及连河通陆等四大功能不仅促进了湾区经济的形成, 而且也决定了各湾区自身的职能定位。粤港澳大湾区也不例外,其自身优越的发展基础与条件，对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城市群建设及推动自贸区升级具有重要作用。
地理区位是湾区建设的先决条件。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主任许德友指出，粤港澳大湾区位于珠江的入海口，通过珠江水系可以联通两广腹地，环拥伶仃洋面向南海，通过海洋可达全球，扇形冲击平原怀抱着湾区，比一般沿海地区有着更优越的生态和区位，并且相较于环渤海、长三角等地区具有发展湾区经济的先发优势。同时他指出，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以自贸区为平台的对外贸易成果显著。不包括港澳地区的珠三角9市的进出口贸易额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及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约有三分之一是粤港澳大湾区贡献的，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也最早通过“走出去”对“一带一路”沿线及相关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院长申明浩在“粤港澳大湾区开放度比较与协同治理”主题报告中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在开放度和融合度上的引领地位，对于广东自由贸易区在资源要素空间重组、产业技术空间延伸、区域关系空间重构以及金融战略空间拓展四个方面升级具有重大推动力。
产业基础较为雄厚。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教授冯邦彦指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基本形成港深、广佛、澳珠三个都市圈，并以三大自贸片区作为主要发展平台。其中以港深都市圈的经济实力最强，其重点发展的产业主要包括金融、贸易、物流和高新科技产业；广佛都市圈承接港深都市圈的国际辐射，并向环珠三角、泛珠三角地区辐射，其产业发展重点是贸易、物流、金融和制造业。澳珠都市圈的发展仍在起步阶段。不过，情况正在改变，回归以来澳门经济获得快速发展，澳门与珠海横琴合作，正重点发展旅游休闲、会议展览、特色金融等产业。
城市合作关系推动城际协同发展。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教授程玉鸿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内城市竞争合作关系进行定量测算指出，湾区整个区域内合作关系明显强于竞争关系，大多数城市间均表现为合作关系。分城市来看，群内核心城市（深圳、广州、香港）互相间均形成了较强的合作关系，三个城市各自的竞争力提升均对其余两城市的竞争力提升起到明显的正面作用；核心城市同群内其他城市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但合作关系更多为核心城市作为受益方的单一方向显著关系；非核心城市如东莞和佛山、东莞和惠州、中山和江门之间的竞争关系较为显著，其他城市之间合作关系强于竞争关系。未来湾区城市应进一步提升相互间的职能分工程度，形成合理的城市分工体系，则可避免城市间的过度竞争，进而实现优势互补，整个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效应将会更加突出。
区域交通条件的改善特别是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教授陈章喜认为，港珠澳大桥跨海通道的功能，主要是解决香港与内地及澳门三地之间的陆路客货运输要求，特别是满足了三大自贸片区的对外运输需求。对珠江口城市群而言，港珠澳大桥的修建对于珠江口东、西部城市群协调发展，推动三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将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硕士生柴庆元通过测度粤港澳大湾区的高速铁线路及相互间的动车组频次指出，珠江东西两岸的交通中心性存在较大差异且交通可达性不高，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的通车使得大湾区东西两岸交通可达性提升明显，自贸区的对外延伸功能得以强化。
三、粤港澳大湾区与自贸区发展的问题与障碍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尽管已有相当的基础和优势，并且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与此同时自贸区整体也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其发展潜力巨大。然而，也应该看到，湾区的构建、自贸区发展仍然面对不少的障碍和挑战。
政府间合作治理困难重重。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人文社科系讲师刘志永认为，湾区各政府间在合作意识和合作机制两方面的缺失与不足是湾区亟需解决的制度性障碍。在意识方面，受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间画地为牢、各自为政的意识由来已久，到如今已根深蒂固，并且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直接影响到政府管理的功能性与服务性；在机制方面，粤港澳大湾区缺乏一套系统有效的政府间合作治理机制。虽然已在区域内政府间初步搭建起一些合作平台，但在组织机构、协议约束、利益共享、合作规则和利益补偿机制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制约了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政府间合作治理的深度和广度，减缓了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
港澳产业转型升级迫在眉睫。深圳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曾宪聚指出，虽然香港的GDP总量在不断增加，增速却从2013年开始逐渐降低。澳门的GDP总量也已从2014年开始下滑，甚至至2015年增速出现超过-20%的情况，这说明澳门目前面临着比香港更为严重的经济衰退现象，尽管在2016年情况有所好转增速提高了不少，但仍为负增长的情况。如何提高经济增长率，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成为港澳目前最为棘手且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讲师贾善铭认为，香港经济的第三次转型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外部环境已经改变的情况下，其自身所面临的经济腹地和劳动力两大困境对于香港经济想要实现再次腾飞难度很大。
产业合作机制有待完善。继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首先尝试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后，为了进一步推动内地与香港服务贸易自由化，内地与香港、澳门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也进入摸索阶段。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教授陈恩认为，《服务贸易协议》是目前我国开放力度最大、最新一期的负面清单并且主要面向港澳地区，集中于服务业与服务贸易，但是就《内地与香港CEPA服务贸易协议》和《内地与澳门CEPA服务贸易协议》而言，并没有体现港澳两地各自服务业发展特点与未来规划，具体条款和内容也缺乏透明度及负面清单修改的可预期性较差。广东金融学院保险研究所所长指出，以三地在自贸区开展的保险业务为例，虽然随着三大自贸片区进出口货物往来的增加、人员流动的频繁为跨境保险业务带来了契机，但自贸区缺乏粤港澳保险监管的交流合作机制和保险监管的专设机构，进而导致保险市场主体供给不足，保险服务发展速度缓慢。
自贸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发展滞后。社会信用体系不仅涉及到信用信息的开放共享和法制保障问题，更涉及到深层次的监管模式创新和监管主体多元化改革。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研究员艾德洲认为，目前自贸区信用监管体系改革存在着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决定着自贸试验区信用监管体系能否得以完善，并在全国复制推广的关键性问题。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信息共享存在瓶颈。虽然自贸试验区在设定之初，在机构设置上会预先设计了省级归口权限，但是信息共享瓶颈依然存在；二是多口径信用体系的标准化。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工商税务纳税分级、阿里巴巴芝麻信用等信用体系构建的目标和重点内容各异，短期内难以实现标准化；三是信用体系接入监管的合规性。在法律支撑不足的情况下，目前信用监管体系建设并未得到法律授权和明确的行政授权，易对市场主体造成经营上的实质性影响。
四、粤港澳大湾区与自贸区的联动发展
当前全球化已转向以“互联互通”为主，一个国家重要性的根本决定性因素不是其地理位置或人口规模，而是互联互通程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港澳台研究中心所长丘杉在“粤港澳大湾区与广东自贸区的发展取向”主题报告中提到，大湾区要以“互联互通”的理念建立长效机制，以“通”为基准点和定盘器推动珠三角和港澳合作、自贸区升级。内部“互联互通”要以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为契机，打造立体交通联通网络；推进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网络电视和电网道路网络、机场、港口等互联，不断提升连接效能；要重点关注软交通，推进医疗、教育、环保等具体领域互联互通。外部互联以三大自贸片区为基点，重点瞄准全球供应链角力，向外部拓展资源、生产、服务、消费的连接，广泛吸收港澳和海外资本和人才，联通世界各个市场网络的节点。
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钟韵从理论与实际两个维度对粤港澳大湾区制度创新的实施机制进行了探讨，认为大湾区的制度创新应涉及三个层面。在宏观层面，设立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商管治机制，从顶层设计入手打破以往“粤港”、“粤澳”双合作格局，以“粤港澳”区域整体为规划建设对象；在中观层面，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民间团体的连接沟通作用，做好“上接下达”工作以确保信息有效的传递；在微观层面上，重点推进粤港澳三地企业间的人力资源合作，加强区域之间人才的流动。同时要加快解决三地专业人才资格认证问题，增加港澳优秀专才内地执业机会。深圳大学国家交流学院教授刘阳认为，以自贸区为试验平台，先行先试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劳动力共同市场，积极推进粤港澳地方政府人才合作制度创新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企业人才引入制度创新，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劳动力共同市场人才培养与人才匹配系统等措施是以制度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持的积极举措。
中山大学副校长、自贸区综合研究院院长李善民认为，“双自联动”为粤港澳大湾区提供发展引擎。“双自联动”是指自贸试验区与自主创新示范区在物理空间上的协同方式与互动过程，广东自贸试验区在政府职能转变、投资便利化、贸易便利化、金融放开和法治化建设等领域的制度创新体制与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技创新体制的通过相互吸纳和融合，进而优化粤港澳大湾区体制机制环境，为湾区经济活动的开展提供便利。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陈林认为，广州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建设的核心之一，应当把握建设南沙贸易试验区和广州国家自主创示范区的机遇，运用“双自联动”的发展优势，从发挥政策互补效应、健全人才制度、运用金融创新优势、打造国际化知识产权保护高地、构建国际化创新服务体系、加速创新资源集聚与共享、深化粤港澳和国际科技合作、建立行政管理协同服务机制八个方面推进两大战略联动发展。
结语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正式提出, 意味着中国新一轮发展战略的较为成熟的区域布局已形成。同时, 由自然与政治因素所共同决定的独特的地缘地位、由率先发展所致的优质要素禀赋及优化产业结构因素, 都使粤港澳大湾区不仅义不容辞地肩负着与港澳深度合作、协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历史使命, 而且还将继续以持续创新的生命力, 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原动力和对外开放的活力, 在深化改革和实践“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独特功能与作用。而广东自由贸易区作为引领对外开放和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平台，应抓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发展机遇，充分发挥自贸区的政策优势、区位优势及环境优势，加快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中国名片，更好地收获联动发展的经济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