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本报与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特邀多位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撰写理论文章，深入研究阐释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充分发挥我省优秀社会科学家在学习研究宣传党的创新理论方面的引领作用，推动全会精神家喻户晓、入脑入心。

 
为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贡献社科力量

□张知干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首次召开中央全会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它以高度的制度自信，坚定发出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宣示，释放了“中国之治”的最强信号，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辉。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广东社科工作者，必须切实提高政治站位、肩负时代使命、增强责任担当，努力为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贡献社科力量。

一是要在四中全会精神的学习领会上做好表率。十九届四中全会在科学总结以往理论创新和实践经验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点和国家治理规律作出了全面系统阐述，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新理论成果，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哲学社会科学就是研究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学习领会全会精神上具有天然的学术优势，理应在学习上先学一步、学深一些、融会贯通、走在前列。要通过学习领会四中全会的重大政治意义、历史意义、时代意义、里程碑意义，切实增强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通过学习把握好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深刻的历史逻辑、文化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要通过学习领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国家治理的关键和根本就在党的领导，更加增强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政治自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特别是广东地处“两个前沿”，广大社科工作者要从深入学习把握“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中，进一步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更加树立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始终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维护者。

二是要在四中全会精神的理论宣传上当好先锋。四中全会构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方略，明确了未来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建设的目标方向，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全体人民坚定制度自信提供了强大思想支撑。理论只有被群众掌握，才能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在新时代，社科战线在宣传四中全会精神上义不容辞，要发挥优势、争当先锋。广大社科专家学者、特别是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要针对中国现代社会转型中人们思想观念多元多样多变的新特点，及时发出理论强音，从学理角度宣传解读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引导干部群众真切认识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根本途径。要根据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的新形势，走出书斋、走进群众，将理论讲清、将道理讲明，引导人们进一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冲击的决心与信心。要针对关于中国发展道路的各种错误观点特别是对西方道路的迷信，深刻阐释好中国制度的显著优越性和中国发展道路的必然性，特别是在涉及制度层面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敢于亮剑、毫不含糊，不断巩固全体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新时代，要适应推进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新要求，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党员干部、教育人民的工作体系，推动思想武装工作走上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轨道，使理论武装群众和群众掌握理论紧密融合。

三是要在四中全会精神的思想研究上成为尖兵。四中全会从顶层设计上系统擘画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宏伟蓝图，集中体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境界，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制度学说的新发展。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问题，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研究范畴。从理论上研究阐释好四中全会精神，是社科工作者的职责所系和价值所在。一方面，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善的科学制度体系，集中体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思想的创新发展。为此，要始终坚守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立场，聚焦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着力在研究阐释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下功夫，深刻解答“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科学真理性及其对世界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努力推出一批有思想含量和理论份量的重要学术成果，为推进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贡献学术力量。另一方面，要正确把握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劳永逸。当代社科工作者必须始终坚守学术理想、牢记人民立场、坚持问题导向，紧紧围绕与时俱进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这一时代学术使命，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理论研究，加强对我国在制度实践中创造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手段的总结提炼，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提供坚实学理支撑。

广东在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创造了许多“广东经验”，我们要秉持敢为人先的优良传统，紧紧抓住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重大历史机遇，立足改革开放再出发新的伟大实践，着力开展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制度研究、特别是加强对国家治理急需的制度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制度的研究，大力推动制度创新和治理能力建设，用广东社科界的“理论之思”，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之问”。

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成为开辟“中国之治”的破题之钥、奠基之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我们一定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为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提供学理支撑、贡献社科力量。

( 作者系广东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

 
如何有效地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王 珺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推进我国高质量发展，亟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这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如何推进这种转化？我从把握三方面关系的视角谈一些粗浅学习体会。

一是把握坚持与完善之间的关系。制度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的根本性问题，既要有坚持的本质性特征，也要顺应时代变化而不断调整。那么，哪些是要坚持的，哪些是要顺应生产力与科技进步发展而不断加以变革的？理清这个边界，对于制度建设十分重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改什么、怎么改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决定》科学回答了这些问题。坚持的是制度建设的重大原则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与重要制度。因为这是我国在长期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决定》指出的我国在十三个方面所具有的制度优势就是对这个探索实践的理论总结。完善的是在这个制度原则、方向与制度体系基础上，为顺应时代与条件变化而促使体制机制和具体规则不断调整与变革的过程。两者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原则，才能使体制机制与具体规则调整不偏离方向，只有破除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特别是不适应科技快速进步的生产关系与体制机制，才能进一步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与完善是靠治理来实现的，所以，这需要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

二是把握统筹优化与重点推进之间的关系。制度是由一系列具体的条例与规则构成的，制度建设也是这些规则不断调整与完善的过程。这既涉及到各个领域的统筹安排，也要有每个领域的重点突破。两者之间也是辩证统一的。没有统筹安排，重点突破后由于缺少整体支撑而难以形成带动效应。缺少重点推进，就不容易发现整体优化的有效路径，因为重点突破有利于降低整体制度变革的风险，毕竟，对于由无数具体规则构成的制度体系来说，齐头并进的风险是最大的。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10月视察广东时就指出：“要多策划战略性改革，多推动创造性、引领性改革，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协同性。”这表明了体制机制变革中的辩证统一关系。一个国家要有少数地区先探路，众多改革中需要有关键性项目先启动。然后以点带面，全面优化。近年来我国以营商环境改善为抓手，深化体制整体变革就是这样一个成功范例。与过去的粗放发展相比，高质量发展中的两者之间辩证联系是更加紧密的。理解这一点，对我国深化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制度与执行之间的关系。制度建设包括了制度与执行两个方面，如果没有把落实与执行包含在内，那么，这样的制度建设是不完整的。在制度与执行的关系中，制度是执行的先决条件，没有制度或制度缺乏可执行、可操作性，执行就无从谈起。如果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制定出来后但执行力跟不上，那么，再可行的制度也形同虚设。《决定》明确地阐释了坚持与巩固什么、发展与完善什么以及怎样坚持与发展等重大问题，这对于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等重大问题给予清楚的界定。接下来的关键在于制度执行力。正如《决定》指出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强化制度执行力，一要深入学习与全面理解《决定》的精神要义，因为简单的文件下发方式会导致制度的信息衰减，只有加强培训、教育与宣传，才能起到信息增强作用。二要与实际工作结合，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都会受到各种制度规则的约束，只有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行。三要加强制度执行的监管，维护制度执行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 作者系第二届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广东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

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世界水平

□卢晓中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明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及具体路径，这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引意义。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路向就是“中国特色、世界水平”，即扎根中国大地办世界先进水平的高等教育。要办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教育，一个关键因素，便是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世界水平。

没有治理的世界水平就谈不上高等教育的世界水平，而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又相当程度上体现为高等教育治理的中国特色。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来看，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世界水平存在内在的高度一致性，即中国特色表征世界水平和中国特色成就世界一流。前者是中国特色符合世界水平的事实特征，也就是我国大学治理的中国特色与当今世界现代大学治理的一些共同特征高度契合；后者指的是高等教育治理通过走中国特色化发展路径，来促进国家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的提升，并使一些大学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不论是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表征世界水平，还是中国特色成就世界一流，关键在于如何将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有效转化为成就世界水平高等教育的治理优势。

一是坚持党对高等教育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特色之一，也是我国最大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这一治理优势也是成就世界水平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关键所在。党对高等教育全面领导的治理优势主要体现在能够切实保证大学的办学方向，解决好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样一些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新时代党对高等教育的全面领导得到了切实加强，特别是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大学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此，着力建立立德树人的落实机制，形成大中小幼德育的有效衔接机制，从而保证了高等教育发展和人才培养正确的政治方向。应当说，党对高等教育的全面领导不仅是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使然，而且党对教育的重要战略地位的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把教育作为“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以及对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特征、规律和趋势的精准把握，这不仅是党对高等教育全面领导的重要体现，更是党对高等教育善于领导的根本保障。

二是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其中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重点建设的制度设计就是重要体现。比如，“985”“211”工程建设和今天的“双一流”建设，这些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对于不同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水平提升和体系完善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发展思想，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比如，在高等教育制度体系的设计上，为了让每个学生都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着力建立高校分类发展的体系，并对高校每个层类给予应有的制度关注，从而让人人都可接受适合自己的高等教育而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具体体现在诸如注重研究型精英人才培养的“双一流”建设，注重本科人才培养的“双万计划”，注重应用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高职院校“双高”计划等。同时，以人民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发展思想还体现在关注教育公平，建立高等教育的救济制度，不让每个学生因为贫困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

四是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促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从而使高等教育充满生机活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一系列着力攻坚克难的高等教育改革举措不断推出，反映了对中国特色的现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不懈探索。同时，作为现代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依法治理，不断完善健全高等教育的法治体系，主要包括推动高等教育法的修订、高等学校章程的制定及核准、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的发布等。这些既具有中国特色、又顺应世界趋势的改革创新，有力体现了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扎根中国与融通中外相结合这一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特征、新路向。

   ( 作者系第三届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教授)

发展先进文化凝聚精神力量

    □李宗桂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是根本。而制度建设的具体实践，理所当然地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相一致。文化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方面，因此，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的先进文化，是文化制度建设的基本方向，是凝聚精神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的必由之路。

中华文化是一个多元一体的宏富整体。就性质而言，她是中华民族赖以长期发展、不断进步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就结构而言，她是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文化等层面在内的完整系统；就内容而言，她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并包括各个少数民族文化在内的多元一体的文化；就思想学术发展的历程而言，她是包括上古圣王文化、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新学等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实体；就学术流派而言，她是包括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佛家、阴阳家、兵家、名家、杂家等在内的诸子百家分途发展而又相互碰撞交流吸收的结果；就载体而言，她包括经史子集之类的典籍和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就时代性而言，她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彰显时代精神的产物；就民族性而言，她是前后相继、不断发展，体现民族智慧的重要载体；就价值取向而言，她是以中华民族精神为核心，以爱国主义为导向，蕴涵团结统一、贵和尚中、守成创新、以人为本的一整套价值理念的整合；就历史发展阶段而言，是指从古到今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这样一个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当高度重视从制度建设的层面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建设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彰显改革创新的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以切实保障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文化价值认同，保障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健康发展。

先进文化是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支撑。从纵向而言，中华文化包含优秀传统文化、近代革命文化和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革命文化的实践者、先进文化的创建者和引领者。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基础上，根据当代中国的性质和需要而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先进文化。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先进文化的体系性的制度保障。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全体公民应当自觉追求和积极践行的价值观。这样一套价值体系和价值观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是充满现代意识的价值观念，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切实保障。按照这套价值体系和价值理念去建设文化制度、去治国理政、去工作实践，那就无往而不胜。

先进文化是增强文化认同、国家认同、价值整合的精神动力。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在改革开放时代，市场经济催生新型价值观念。在全球化时代，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多元价值论争。如何在开放、竞争的同时，增强民族文化认同、强化国家认同、整合不同价值，是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为此，需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提升公民素养，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力，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文化共同体意识。

总而言之，发展先进文化，凝聚精神力量，是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精神保障，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去践行。

    (作者系第三届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

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科学性

    □毛蕴诗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伟大成就和显著优势作了新的深刻总结和概括，对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的制度体系。其科学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一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一以贯之的理论指导。这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建立中国共产党到取得革命胜利，到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都是如此。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证了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政治稳定。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甚至会使国家处于长期动乱、民不聊生的境地。

其次，这一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创新。它植根于中国大地，植根于中华文化，植根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先后发展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但不是刻板的教条。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并成为一种稳定的、科学的、规范的现代制度体系，体现了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就此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本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上的理论创新。

第三，这一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经受了长期的实践检验。《决定》概括的十三个“显著优势”实际上涵盖了一个大国治理体系的重要领域，是对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经验的系统总结。这十三个显著优势也是对国家治理体系所进行的历史和时代的检验结果。这些优势的形成来之不易，它们是各个相关领域的制度建设、制度实施并协同运作的结果。实践检验真理，这些显著优势表明了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制度的有效性，体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科学性。

第四，这一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体现了现代性。新中国成立以来，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全球社会文化、技术环境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我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大国，提出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积极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竞争与合作；在国际社会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国内的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文化出现重大变迁，党中央适时地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了重大部署。这说明，国家治理体系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与时俱进，并将继续经受实践的检验，处于不断完善的过程。时代在不断变化，实践在不断发展，国家治理体系也将随着不断创新并在制度层面巩固改革成果。

四中全会聚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体现了党在新时期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并具体化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 作者系第二届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