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发展经验总结与理论提炼

                                                                                              ——中国城市的发展故事

倪鹏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非凡成就，创造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回顾四十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崛起源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因而也集中表现为城市的崛起。《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长期关注我国城市发展问题，自2003年开始，每年发布一次，从全球视角分析中国城市的整体位置，包括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等等，同时也提出了中国城市的全球竞争战略，为相关省区和具体城市分析自身竞争力，制定提升竞争力的战略提供启示和参考。而在即将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第20版中，也会有重大的创新，即不再进行报告的城市排名与热点问题研究。

我们在对过去二十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炼和创建了一个新的理论——中国城市统一发展经济学。这一理论，就是基于中国城市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提炼。中国城市统一发展经济学最为生动之处是其经验案例。可以通过讨论城市竞争力报告的案例内容，深化对于中国城市发展经验总结与理论提炼的认识。未来，中国城市发展将在多个方面发生重要的变化，亦将对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积极创新理论框架，分析中国城市发展的趋势、动力与问题，提出未来城市发展战略的优化策略，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建设现代化的城市中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的整体特征

四十多年来，中国城市集体崛起，创造了人类城市史上的奇迹，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的变化。一是全国的城市，实现了从数量加速增长到规模快速扩大。1978年全国的市辖区和小城镇分别仅有408个和2176个，2020年分别达到973个和21157个。与此同时，都市圈、城市群、城市带、巨型城镇化地区也已快速涌现和不断发展。二是城市体系已经由原来的单层次、单中心，转向多中心、多形态嵌套的城市体系。现在的我国城市体系实际上是由城市群、都市圈中心城市、小城市、小城镇共同组成的，多层圈套的城市体系。三是城乡体系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到城市工作变化为到城市生活。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到城市里来是谋生、找到工作，今天我们到城市来的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在城市居住，到城市里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这一点或者也可以说是从原来的半城市化向完全城市化转变。四是城市财富实现了从物质财富到知识财富增长。中国城市过去往往被称为“基建狂魔”，推动物质财富大量增长且十分迅速，但是近来知识财富的增长已经更为迅速。之前40年，我国城市的知识、人力资本、科学技术发展不断深化，对于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深刻。

总之，40多年以来，特别是过去20年，中国城市的发展不仅创造了发展的传奇，也留下了生动精彩的故事，形成了与众不同的发展轨迹，积累了别具一格的宝贵经验。城市竞争力报告进行至今，已经做了20年，因此则选择了“20+2”个城市作为典型城市加以研究分析，用他们的成功经验来代表中国的千城万镇，可以从多个角度扛鼎和解释中国城市的伟大奇迹。

二、中国城市成功发展的四个核心因素

基于上述研究，进一步提炼中国城市成功发展的经验或者理念框架，可以发现四个方面的核心因素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政府竞争是中国城市高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从发展的主体来看，一般经济学把经济发展主体主要划分为两类——家庭和企业。但是我们将政府也作为经济发展直接的主体之一，最终确定为三类主体，而且在三者之中政府的作用还相当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城市发展的经验之一就是政府竞争是城市高速发展的推动力。政府在我国城市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这一方面，提炼出以下四个城市的经验作为案例。

一是合肥，其经验可概括为时时处处找准政府的位置，从始至终坚守科创经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领域是不一样的，我们总说政府和市场各有各的作用，但具体作用内涵却不易解释。实际上，政府必须实时履行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即找准自己的位置，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合肥在这一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二是长沙，坚持“房住不炒”定位，促进家城协调发展。政府不仅做好自身工作，也学会从家庭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长沙坚守“房住不炒”，可以促进家庭协调可持续发展，实现居住和教育、医疗、消费的协调，从而也协调促进了整个城市的住房与产业、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统筹发展。三是长春，其经验是强化龙头企业带动，聚力实体经济升级。众所周知，国有企业在长春经济社会中作用功能重大，他们则因势利导而在促进国有企业发展方面做出了重要表率。近年来，东北地区发展面临着多重包袱，其中国有企业的角色特别关键，所以长春通过强化龙头企业带动去激励实体经济升级，成效十分显著，这一点成为了他们重要的经验。四为杭州，成功实现了弘扬民营经济传统、塑造宜居宜商环境。杭州以及浙江省是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或者说是民营企业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杭州的经验正是积极弘扬民营经济的传统，自我接受这个特点所带来的一系列需要，因时因地制宜，努力塑造宜居宜商的优良环境。

（二）制度创新在中国城市经济高速发展中具有决定作用

在长期的调查研究中最终发现，中国城市发展大概由六大要素共同构成。政府有制度文化、土地资源两大要素，家庭有人口和人力资源两大要素，企业有金融资本与科技两大要素。各类要素之中，我们认为制度创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最为关键、最为重要。要素是驱动经济发展的能力因素，可以释放、吸引、培育各类动能汇聚在城市。在此介绍六个城市的经验。

一是香港，主要经验是汇聚全球资本、服务国家战略。香港是全球金融中心，过去40年，特别是回归以来的20多年，香港服务了内地的金融发展，内地也成就了香港科技中心的地位。香港成功汇聚起全球的资本，通过融入大湾区不断深化与内地的对接，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与经济发展。二是武汉，以优质教育驱动精尖科研，以精尖科研驱动科技产业。作为全国中部的重要中心，武汉汇聚了许多高校与人才，人力资源优势特别明显。武汉依靠自身情况，以优质教育驱动精尖科研，又通过精尖科研驱动科技产业，形成了良好的发展机制。三为北京，实际上这些年来北京的发展是非常成功的，实现了培育科创高精尖、融合科创产学研。除了首都自身经济发展，还推动科学技术发展到全球顶尖的位置，并且使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成果有目共睹。四是澳门，用足一国与两制优势，促进一国与两制双赢。澳门与广东联系密切，大家也比较熟悉。澳门最大的成功经验是在制度层面的，即贯彻落实一国两制下的制度创新做的非常扎实，用足了一国和两制的优势，促进了一国和两制的双赢。五是成都，成功弘扬传统商业精神、激发主体内生动力。成都自古以来就有生活休闲与工作劳动相辅相成的特点，这在现代社会来说更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人们只有工作、缺少消费，就会难以实现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所以扩大内需对永续性发展而言是十分关键的。过去很长时间，休闲被人们认为是一种相对负面的行为。然而，实现创新需要轻松与休闲，所以成都闲适、开放、创新、乐于消费的文化，正是当前和未来城市发展的重要文化基因。六是青岛，他们打破先污染后治理的常规，保持生态与发展双赢。以往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城市，都是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我国很多地方也不例外。但是经过跟踪调研，发现青岛并非如此，成功走出旧有途径而保持生态发展的双赢，以实际发展成效认真地实践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论断。

（三）全球分工是中国城市崛起的重要力量

城市统一发展经济学理论亦聚焦研究行为方面，其中一项重大创新即为将生产与交换、学习与创新、竞争与合作等行为合并起来分析。通常的经济学研究往往研究一类行为，导致难以对经济问题进行完整解释。经由行为方面的相关研究可知，向外开放，抑或说参与全球分工，正是助力中国城市崛起的重要内容。将上述三种行为从各个层面分开来看，可以得出更多的经验与启示。

（1）从生产与交换的行为看

一是以广州为例，始终顺应城市发展规律，促进产业持续升级。广州一直是实体产业发展比较成功、比较健康的城市，甚至有一段时间，因为相对其他一线城市房价并未高速增长而被人以为发展建设落后了。实际上，通过研究发现广州在长期以来紧紧立足实体产业，顺应产业发展规律、城市发展规律，促进产业从加工到制造到创造到智能服务不断迭代升级，有着可为更多城市所借鉴的经验。二是义乌，其做法是降低聚散交易费用，成就商品世界中心。义乌位于浙江中部，市境东、南、北三面群山环抱，原本交通非常不便，却成为全国、全球的商品交易中心。义乌的经验可以简要概括提炼，就是想方设法降低聚集和扩散交易的费用，吸引许多商品在此地交换，其聚集和扩散效益较其他地方日益显著，最终导致这里被联合国、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确定为世界第一大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跻身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三为西安，以文旅带动全局发展，多方围绕文旅服务。众所周知，西安是一个历史文化古城，曾在古代世界雄冠全球长达数百年，西安服务业在一直以来的发展尤其值得关注。西安通过文化和旅游的核心优势带动全局，通过持续发展文旅产业，将各行各业、方方面面带动起来，继而通过各个部门深化拓展发展优势，实现了良性循环互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突破。

（2）从学习与创新的行为看

一是天津，实现了全球学习兼顾全国学习，政府学习带动社会学习。作为行为研究的对象，学习和制度相比影响力表现稍弱，但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经验。天津的经验正是全球学习兼顾全国学习，政府学习带动社会学习，取得了重要成果。二是深圳，通过保持领先倒逼持续创新，开放学习驱动综合创新。深圳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中央要求他在各个方面必须是领先的、率先的。这一目标倒逼了深圳必须持续创新，并且必须通过开放的学习，向全球、全国学习，尤其是结合区位特点向香港、澳门学习，进而驱动城市综合创新。与此同时，深圳又以制度创新驱动产业创新、科技创新。所以综合来看，在深圳建设发展的许多经验中，集中优势还是创新，其发展机制自然要求始终保持领先和倒逼深化创新，通过开放学习来实现制度创新、驱动产业创新和科技创新。

（3）从竞争与合作的行为看

以上海为范例，构筑双循环枢纽和通道，推进三层次的竞争与合作。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先开始对外开放的循环，然后实现内部区域的循环。作为我国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在这一进程中有着特殊地位。尤其上海也是长三角的核心城市，可以称之为构筑了双循环的枢纽和通道，推进了三个层次的竞争与合作——一是在全球的竞争与合作；二是参与全国的竞争与合作，特别是带领长三角与珠三角进行竞争合作；第三是在长三角区域内部进行竞争与合作。几十年来，这一模式既带动了国家发展、区域发展，又促进了上海自身的发展。2021年，上海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3214.85亿元，综合实力稳居国内主要城市第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突破8万元，成为经济社会繁荣发展的稳健动力源。

（四）非农集聚是中国城市高速发展的关键支撑

落实到城市层面或者空间层面进一步分析经济增长与结构升级的关系，可以对城市崛起、城市体系演化和城市一体化的发展有更深刻的认识。概括来说，核心经验即为非农经济或城市化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支撑。在这一方面，可以总结五个城市的路径经验。

一是郑州，通过建设现代高端服务新城，提升国家中心城市功能。之前曾经有一段时间，郑东新区被舆论称之为鬼城，但是现在来看却又成为一个新城建设发展的成功样板。这是郑州的发展经验，即建设高端服务新城，不断提升国家中心城市的相关功能定位，打造成为河南全省和中原地区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二为南京，建设跨省都市圈，打造城市体系典范。南京的成功经验就是在城市体系、都市圈建设方面。比如大家时常戏称南京是徽京，意思是说与其作为江苏省的省会，南京在很多方面的表现更像是安徽省的省会。的确南京位于苏皖两省交界的边界上，发展辐射到了属于安徽省的马鞍山、芜湖等城市，所以在这一基础上自然促进了跨省域的都市圈建设。南京都市圈既包括南京、镇江、扬州等江苏省内城市，也包括马鞍山、芜湖、滁州等安徽省的城市。地方政府在这方面也做了一些成功的尝试，包括交通一体化、公共服务均一化、城市间协调机制等。三是重庆，积极探索市场城镇化，保障新型城镇化。重庆是最年轻的直辖市，也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又因为作为人口输入最多的城市，实际上也就成为城市化最典型的代表。全市大约3000万人口，其中城镇人口2000多万，包括近年来进城的居民已超过1000万。不仅如此，重庆在城市化方面的探索可谓成功，其主要的探索是市场化的城市化，而不仅仅是政府推动的城市化。重庆所推行的人口户籍制度改革、土地相关制度改革都是积极运用市场手段，配合政府作为，吸引人口更好进入城市，以市场化保障新型城市化。四是晋江，致力产城人融合发展，打造新型城市化典范。晋江是福建泉州代管的一个县级市，但是在城市发展方面非常成功，致力于产、城、人三者的融合发展，为地方融合发展打造了新型城市化典范。晋江在谋划产业时，会考虑到人民生活和城市建设；规划城市时，又会顾及到产业与人口的实际情况；讨论人口之时，又会结合产业和城市建设的实际需要。如此一来，就在三方面形成了良性循环。五是苏州，“放权”全域共同发展，“让利”城乡均衡一体。同深圳一样，苏州在很多方面都产生了全国可借鉴的典范经验，此处特别分析苏州在全域发展、城乡一体方面的作为。苏州不仅市区发展良好，而且各区、各县级市、各镇发展都相当出色，许多镇域甚至比市区发展还好，所以可以称之为全域发展。研究认为，苏州全域发展的动力就在于放权，这使得各级政府、各级主体都有充分的积极性，继而推动区域均衡、城乡均衡、城区与县级市区之间的均衡等等。在苏州，不仅有着政府向市场、企业、居民让利，而且还有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让利。总结起来，放权和让利带来了苏州的全域发展和城乡均衡一体，成为长三角和全国都应该认真学习对标的示范地。

三、小结

上述一系列生动而丰富的案例，共同诠释了中国城市统一发展经济学的内涵。总而言之，中国城市的崛起创造了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独特而宝贵的多种经验，不仅对传统的经济理论提出了一定挑战，而且也为经济学创新提供了素材，不仅为城市发展经济学新突破提供系统性新灵感，同时也向城市发展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提出了实践需求。

参考文献：

1.倪鹏飞、赵璧、魏劭琨：《城市竞争力的指数构建与因素分析——基于全球500典型城市样本》，《城市发展研究》2013年第6期。

2.倪鹏飞：《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模式、具体路径与推进对策》，《江海学刊》2013年第1期。

3.倪鹏飞：《中国城市化滞后之谜：基于国际贸易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7期。